鲁迅推崇第一流的写意画，以为真正传神的作品，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（《五论文人相轻》）。但他对国画又颇有看法：“我们的绘画，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，两点是眼，不知是长是圆；一画是鸟，不知是鹰是燕。竞尚高简，变成空虚。”（《记苏联版画展览会》）
其实，鲁迅对宋元以来文人山水画的涵养，唐代佛画的灿烂，线画的空实明快皆极深寄意。他所瞧不起的，是明清以来国画界不长进的风气造成的浮靡和懒惰。受这种风气影响，逐渐造成一种国画的末流，而引起观者的反感。
钱钟书先生对这种末流国画也颇加讥嘲。小说《猫》中写民国时期地方老名士：
不懂透视，不会写生，今天画幅山水“仿大痴笔意”，明天画幅树石“曾见云林有此”，生意忙得不可开交。
这位名士向他侄儿吹嘘，说是某银行经理求画中堂，要切银行，要口彩好，西洋画没办法，让瞧他画的！画的是一颗荔枝树，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，上面写着：“一本万利。临罗两峰本。”老名士又说他的“幸福图”，以一株杏花，五只蝙蝠，来切幸福（杏蝠）。他侄儿听得目瞪口呆。
鲁迅、钱钟书皆以极高的天分，纵横贯通的艺术学养来审视国画艺术，目光如炬，诊出国画艺术病笃的危殆状态。
然而艺术的恶劣因素往往具有一种惰性传染之管道。漫延至今，这种国画末流似更深病象。笔墨庸俗，取境低劣，构图无趣，因混迹艺术界的人数急剧增多，恶俗作品大有淹没精雅艺术的趋势，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。当中又因了各级附庸风雅之士的加盟，此类人鬼画桃符的书画作品更是印刷精美，到处铺开，结果弄得美丑颠倒。艺术本来是安抚人心的，似此则以恶情劣趣消解艺术，放任下去，艺术无药可救。生命在这样的境况中从速消磨，那无疑是精神摧残的莫大悲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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